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县城没有接通自来水之前，滕县县城居民，吃水用水主要以井水为主，即使当时县委机关也不例外。 当年县城内外几乎遍布水井。记得北关外公路站东面的防疫站院内（现人民医院处）就有一个水井。南门外原城关公社机关院内和荆河东路工人医院西边，也有一眼水井。这些城外的水井水质一般较好，水质较軟，烧稀饭烧水泡茶都还勉强凑合使用。 而城里几处水井，据我所知，包括县委机关大院里的水井，县政府大院内的古井以及青石板铺就的府前东路的古井（俗称“三山夹一井”）、东门里街原滕县大众报社对面路南大院及南门里街路东，俗称“马车行”（邮电局宿舍）东面的水井，其井水水质就不敢恭维了。南门里大街往西门里街向西拐不远路南也有一口用了很多年的老井，打水的人非常多。 由于城里的水井处在人口稠密地段，公共和私家的旱厕所常年污水渗往地下，直接影响井水质量，因此水质较硬，泡茶喝又涩又苦，只能用于洗衣洗菜和勉强凑合烧稀饭用，真正稍微讲究点、常喝茶的，要么到烧水茶炉买一分钱一壶河水烧的开水泡茶用，要么自己到南河挑河水或买河水，烧水泡茶用，否则便只能用苦涩的井水凑合着使用。当然那时也有专门有人用毛驴拉着一个地排车架，上面捆上一个大汽油桶改制的水桶到南河拉水供水或沿街卖水的。当年县委机关就是由专人这样拉河水用于烧茶，洗菜烧稀饭刷洗等还是使用井水。记得当时私人到南河拉水或挑水卖水的，是5分钱一挑。这在当年是一个不便宜的价格，因为当时早餐一碗粥外加一根油条，也就是这个价格。所以只有少数家庭富裕或喝茶讲究的人才舍得花钱买河水烧茶。当年，即使吃不花钱的井水，也需要各家大人或孩子到水井里去挑水。记得我刚12岁就曾用钩担挑着两个瓦制的水罐到井里挑水。由于没有井绳，开始都是学着大人模样用钩担钩着瓦罐，在水面上左右摇摆几下，突然往下一扣，既要保证水罐不脱钩，也要照顾水罐不被井壁碰破，还要使瓦罐一半扣进井水里不被飘起，让井水慢慢地灌满水罐，这确是一个技术活。通过多次练习，并有了几次脱钩沉罐的教训后，才慢慢地熟练了到井里挑水的动作。当然，后来自家有了井绳并拴了保险钩，且换成白铁的水桶后，挑水就简单多了。说到水和井，自然想到了澡堂。当年整个城里除了滕县一中后期才有一个很小的浴池之外，连县委机关大院都没有公共澡堂。洗澡都是到外面的公共浴池，县里领导也不例外。滕县池塘 （周元淦 摄于2006年）记得五六十年代当时十余万人众的整个县城就两家公共澡堂对外营业：一家位于书院街小学对面有个滕县池塘，里面设施相对好一些，浴池也相对大一些；另一家位于人民舞台旁边，稍微小一点。 当年大人孩子冬天一般都是到澡堂洗澡。澡堂里洗一次大人是一毛五，小孩一毛，大人搓背另加一毛五。澡堂里面一般都有理发师傅，这些理发师傅“武艺高强”，除具有娴熟的理发刮脸修面手艺之外，一般还具有推拿正骨技能。若有孩子肩部或胳膊关节错怀儿（脱臼）和脚腕扭伤的毛病，很少去医院，都是到澡堂找理发师傅整治。而且师傅也很少收钱，有的带盒滕县烟厂产的一毛七分钱一盒的“普滕”牌香烟就打发了。 有一次我洗澡时还亲自领教了理发师傅另一种不凡的本事。当我洗完澡离开浴池，刚起身行走两步，正准备擦身时，也许是在浴池热水里泡的时间过长，或许是空腹洗澡，突然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满脸仓白，几乎要摔倒。当时被理发师傅看到后，不用我张口，他立即将我扶到池边空地，强力将我按下蹲在地上，叫我不要乱动，说是你晕堂了，不用害怕，蹲下一会就好，否则在水泥地面摔倒碰伤就麻烦了。后来，我果然蹲一会，经凉风一吹，头就不晕、一切如常了。这次遭遇确实让我见识了理发师傅的不俗的本领。到了夏天，除了有人坚持到澡堂洗浴之外，不少人选择到南河洗免费的河水浴。南关外南河不大的水面上原有一个不是主要交通干道的便桥。桥两边按习惯自然分成男女洗浴区。桥西边哪怕白天也有不少成年男人，大方地在便桥不远处脱衣下水洗澡，全然不顾桥上来往的男女行人。“养鱼池”也是一个夏季消暑沐浴的地方，还能游泳（张文提供）女人洗澡，往往都是选择傍黑之后，因为有世俗所谓“有理的街道，无理的河道”的民谚壮胆，也敢大方地到桥东面不远处河里脱衣洗浴，以至晚上桥东西两边男女嬉笑之声相闻，各自也不相窥视和干扰，久而久之就见怪不怪、安之若素，习以为常了。当然，随着以后家用自来水的普及，这种类似日本大和民族男女共浴的景象，也就越来越少，直至最后消失的无影无踪并成为笑谈了。 （2020年3月11日）
作者简介： 周元淦，籍贯山东，1945年出生，1964年滕县一中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70年分配海军北海舰队入伍，1988年授予中校军衔，1991年晋升上校，1993年高级工程师转业，青岛海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职业化改革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2005年从青岛市政府华侨服务中心处长退休。